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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郡北部靠近San Gabriel山脚下，坐落着一个优美的城市-帕萨迪纳，北临San Gabriel群山和Angeles国家森林，东、南被阿凯迪亚、圣马力诺和南帕萨迪纳包围。
早在北加州、特别是硅谷经济崛起近一个世纪之前，帕萨迪纳就已经被柑橘种植者建立，其名称在当地印第安语中有“山谷”的意思。今天的帕萨迪纳老城和附近地区已经成长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维多利亚式、西班牙式、art deco等各种建筑风格各领风骚。帕萨迪纳是加州最早的富裕社区，包括铁路大亨亨廷顿、名将巴顿都曾是这里的居民。帕萨迪纳方圆6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容纳了加州理工学院、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玫瑰碗体育场和亨廷顿图书馆等世界知名的教育、科研、文化机构。每年元旦举行的玫瑰花车游行（Tournament of the Roses）始于1880年，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新年电视转播的经典庆祝活动。玫瑰花车游行起点附近有一栋褐色的建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近距离解读的主角——诺顿•西蒙博物馆，出自著名设计师Frank Gehry之手。
从0到1的商业帝国和收藏体系
诺顿•西蒙（Norton Simon），1907年生于美国波特兰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从小就建立了一种强烈的冷静出世、敢于挑战传统的欲望。
1921年，诺顿随父亲搬到旧金山，16岁毕业于著名的Lowell高中（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加州州长的Pat Brown），在父亲的坚持下进入加大学习法律，但仅仅坚持了6周就退学，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商业生涯。诺顿于1925年来到南加州，用最初在钢铁销售和股市投资赚到的7000美元收购了Vita-Pac橙汁装瓶厂。随着美国的战后经济繁荣，诺顿在食品、火柴、木材、铁路、新闻出版和电视等多个领域成功拓展他的商业版图。凭借快速积累的财富，诺顿大胆采用了秃鹫基金的手段收购了一批市值低估的资产，获利颇丰。财富实力是他成功进入收藏界的物质保障。
1954年，诺顿的第一件重要藏品入手——雷诺阿1918年完成的肖像画Andrea en Blue（Andrea是雷诺阿的儿媳）。显然印象派是他进入收藏世界的引路人。此后，他快速建立了专业收藏网络，纽约、伦敦知名艺术机构接踵登门。诺顿的收藏品类繁多，从印象派，后期印象派到文艺复兴时期，从西方到东方，从油画、素描到雕塑、佛像，可谓无所不包，但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他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情感的关注。比如，其收藏的德加描绘洗衣妇的疲惫、芭蕾舞演员的艰辛的作品，投射着一股残酷的美感。而德加也是诺顿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
1964年，《时代周刊》对其收藏做了专门介绍，并称其为“美国西海岸眼光最独到的收藏家”(The most discriminating art collector on the West coast)。诺顿•西蒙从近50岁零基础步入艺术品收藏，在4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高质量、序列丰富的私人收藏宝库。与同时代的盖蒂、哈默等人相比，诺顿以他丰富的商业实践、深入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经历，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特色鲜明的收藏观和价值表达体系。
与经纪人的博弈和诺顿的朋友圈
诺顿的收藏历程与洛杉矶甚至是美国西部作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的崛起同步。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中叶以前，洛杉矶没有真正值得参观的美术馆或者私人收藏。“二战”中，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海菲兹、勋伯格等大批欧洲文艺名家汇聚到洛杉矶地区。随着地区经济繁荣，洛杉矶爱乐乐团、洛杉矶音乐厅、洛杉矶现代美术馆、洛杉矶郡美术馆诸多艺术场所相继落成，洛杉矶的文化名片已经跃入全球公众视野。
与诺顿同时代的约翰•盖蒂、阿曼德•哈默都也形成了自己风格的收藏体系，他们的私人博物馆相继开放。相比之下，诺顿直接参与、投入了大量时间与艺术经纪人、艺术史学者、博物馆专家进行深入沟通。他从不浪费任何来自专业人士的意见，通过聆听、验证，不断完善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收藏视野。据知名经纪人Eugene Thaw回忆说，诺顿每周都至少和他通两个小时的电话，而且往往是在后者不方便的时候，给他很大的心理压力，“套”出了很多宝贵而真实的意见。这种时间和资源的投入，使二十世纪中叶几乎所有名列前茅的艺术经纪人和画廊都成为诺顿的“专业朋友圈”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是他的艺术向导，更是他遍布全球的“艺术寻宝人”。
三个关键词和Titus的故事
诺顿笃信的三个关键词是power, paranoia，publicity（权势、执念与公共形象）。正式进入收藏市场后，他全力争取公共形象，从而确立他在艺术市场的地位，不断加强自己同代理人和拍卖行的博弈中主导地位的优势。他收购伦勃朗重要作品Titus（伦勃朗为儿子Titus绘制的肖像）历时八年，经过三次波澜曲折，已经成为艺术品收藏界教科书级的经典案例。
故事梗概大致如此：1957年，诺顿同伦敦画商Claude Partridge的电话沟通中提到他希望收购一副伦勃朗晚期的作品，Partridge告诉他这样的画大部分都在博物馆，上市流动的机会很少，同时向他透露了Herbert Cook家族藏有伦勃朗晚期名作Titus肖像。这幅Titus于1815年由艺术品经纪人George Barker带到英国，当时Barker到荷兰出差，因为错过船次，临时借宿海牙附近的一个农舍，在这里他意外地发现这幅画就挂在他借住的农舍房间墙上。他告诉农舍主人他非常喜爱这幅画时，主人将此画连同住宿费用一起向他收取了1先令。Barker回到英格兰后，就将Titus送给了他的资助人Spencer勋爵。勋爵的太太Lavinia非常喜欢Titus，宣布此画永远都不能离开她的家。一个世纪之后，如同众多的英格兰贵族的藏品一样，此画被Herbert Cook爵士买下，成为Cook英国最重要的艺术品收藏的一部分，并且一直由爵士的后人收藏。Partridge告诉诺顿，虽然此画在当时并未出售，但是已经有人出价12万英镑收购。诺顿当即表示，他希望收藏最好的作品，但是绝不希望以不合理的高价（按照作品尺寸，他认为12万英镑太贵）诱惑主人出手非卖品。第一次的波澜就此别过。
第二次的可能性起于1963年。著名经纪人Geoffrey Agnew获得Cook爵士允许，为Titus寻找买家，当时开出55万英镑的价格。经过征求多方的意见后，诺顿此次仍没有购入。但是诺顿和Agnew的联系并没有切断，直到1965年此画交给佳士得拍卖。诺顿第三次面对Titus，也同时面临永远失去Titus的可能，这次他最终下决心入场。拍卖当天，诺顿不仅亲临伦敦，而且同拍卖行协商了非常复杂的出价约定（大买家为了保护隐私，往往采用约定的手势而不通过举牌来表示出价）。诺顿选定的匿名是Autolycus（希腊神话中的小偷和财富之神）。由于诺顿约定的出价方式太复杂，拍卖师在拍卖中误解了他的意图，在看到他出价190万美元之后，以为他不再出价，进而宣布该作品以210万美元卖给了代表希腊船王的万宝路画廊。诺顿当场起身抗议，最终拍卖行不得不重开竞标，让诺顿以220万美元买下该画。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的出价暗号的时候，诺顿说他是为了保护隐私，希望从公开叫价过渡到秘密叫价，从而在他回到洛杉矶之前保护他的买家身份，以便有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很多行内人认为，诺顿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这一切过程，从而得到最轰动的宣传效果，提升自己的藏家地位。
由于Titus的重要性，诺顿需要英国政府批准才能将它运出英国。在诺顿之前，伦敦英国国家画廊就曾在1929、1939、1945年三次试图购买此画。很多英国艺术界的权威都希望此画留在英国。诺顿看到了提升公共形象的绝佳机会，他对外告知：将捐赠一笔15-30万美元之间的款项，同时展开英国公众的募捐，只要英国公众再募集到220万美元，并且没有捐献者的捐款超过他本人，那么他就可以把Titus交还英国，并在伦敦国家画廊展出。诺顿的善意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但是由于英国公众刚刚捐款200万美元留下达芬奇的一副速写，英国国家画廊婉拒了诺顿的好意。此画顺利来到美国，并于1965年6月和诺顿本人一起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此后，此画在美国国家画廊和全国多地展出，登上当年的“热搜”话题榜单。
诺顿的很多重要藏品包括拉斐尔的《圣母像》都有类似的故事。作为一个财力、眼力、耐力出众的机会主义者，诺顿在商界和艺术界都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的权势与公共形象，这两者为他的执念服务。
竞争与差异，私人博物馆的黄金时代
世界上最著名的美术馆，如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卢浮宫、乌菲兹美术馆等，大都是集中一国、一地资源优势，由皇室或者政府或垄断一方的世代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完成。真正凭借一人之力，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建立的高品质有规模的私人博物馆屈指可数。
与诺顿同期大力拓展建立个人收藏帝国的还有盖蒂、哈默等世界富豪，盖蒂更是在不久后建立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博物馆——Getty Center。诺顿能够在同时代诸多富豪藏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持续地收入稀有藏品并且按照自己的逻辑建立起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收藏体系，获得专业人士的高度认可，除了坚实的财力基础，更体现了他非凡的眼力和超于常人的“执拗”定力。
与诺顿•西蒙相比，盖蒂的收藏精品集中在家具、工艺品和古董，直到晚期他才涉猎绘画作品的收藏。盖蒂个人偏好的古希腊、罗马雕塑的收藏，则充分体现了盖蒂作为商界翘楚的卓越财力和运作能力。但是整体看，他的藏品体系缺乏系统和特色。时至今日，盖蒂中心最被人称道的依旧是Richard Meier设计的白色大理石建筑；那些做工精细、设计复杂的法国家具也被人们啧啧称赞。相比之下，盖蒂馆藏绘画中虽然不乏有梵高的Iris等少数名作镇馆，但是他的绘画藏品被专业人士评为“二三流画家的一流作品和一流画家的二三流作品集合”。随着盖蒂离世，整个博物馆的收藏工作长期限于停顿，博物馆管理者也多次陷入古董走私等丑闻。另一位收藏家哈默，虽然曾支持过陈逸飞等中国画家在国际市场的发展，但是他的藏品不仅规模有限，藏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
机遇总是留给有眼界和准备的人。“二战”后，诺顿敏锐抓住了战后英国经济的衰落和税法改革的时机，收购了包括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等在内的大量珍贵艺术品。机遇总是在危机中孕育，正是在这种经济“低谷”中，诺顿为自己的艺术帝国抓住了绝佳的拓展机遇。同期，盖蒂依旧把收藏主线放在古董、家具和工艺品品类中，因此错过了“抄底”一批艺术史上重要的绘画作品的时机。
留得身前身后名
随着诺顿步入晚年，他的藏品也成为各方追逐的对象。诺顿曾同伊朗国王、盖蒂博物馆、加州大学多方商讨，逐步出让他的藏品，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收藏品陆续进入其他收藏机构。他利用卖出藏品获得的丰厚盈利再投资购入了新的藏品，直到最后时刻他都是一位勤勉专业的藏家。
尽管加州大学千方百计希望说服诺顿捐献一些重要藏品给公众博物馆，并为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这场谈判旷日持久，但无疾而终。当初为一座诺顿•西蒙博物馆指定的地块，至今仍空着，成为加州大学的一块停车场。洛杉矶加大校长Charles Young曾评论道，也许在心理上诺顿无法放手他的收藏，所以谈判始终无法成功。
今天的诺顿•西蒙博物馆已经成为闻名于世的私人博物馆，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这里的每一幅作品都如同诺顿本人一样有着精彩的故事，让观者打开丰富的想象力。随着时间流转，这些艺术巨匠、收藏者、艺术品“寻宝者”付出的经历、代价以及他们之间的彼此关联的历史故事，都将与展品一样，安静地封存在博物馆内，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这个隐藏在帕萨迪纳树丛间的所在，虽然常常被游客忽略，但是却永远会被载入世界艺术的史册。如同诺顿•西蒙博物馆外种满睡莲的池塘，阳光下漫步其畔，不曾感知附近公路上的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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